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因素造成不孕不育人群的增多，这也导致了代孕这一职业的催生。不少女性因为经济原因走上代孕这一条道路，甚至有一些女大学生也靠代孕谋生，然后代孕的背后，也隐藏着很多伤害和社会伦理问题，危害多多。

代孕妈妈的权益毫无保障。现在的代孕，即古时的“借腹生子”，但又有很大不同：以前的借腹生子要发生性关系，而现在的代孕，用一种相对文明的方式解决了：一种为试管婴儿代孕，即妇女被植入一个胚胎，而胚胎来自另外的女人和男人，妇女和所怀的孩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只是单纯的“借腹”;另一种则是人工受精代孕，妇女以人工受精的方式怀孕，和她所怀的孩子有一半的血缘关系。

然而，在代孕期间一旦发生各种风险，双方即使之前签订过合同，由于其行为本身是非法的，合同的内容也不受法律保护，因此，代孕妈妈的健康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。

代孕更加“伤身体”。与普通怀孕不同的是，为保证“试管婴儿”成功率，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，多胎发生率也高，这使得妊娠合并症更容易产生。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，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。在这10个月的代孕过程中，代孕妈妈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，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所有孕妇都要面对的风险，比如昏迷、产前大出血、胎盘粘连，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美国，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1例死亡，而中国2008年孕妇死亡率是美国的3倍以上。可以说，代孕妈妈面临的是非常高的身体风险。

代孕孩子（试管婴儿）先天性缺陷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

从母亲体内取出的多个卵子经过受精，被培养成多个胚胎，经过72个小时的放置，它们经过自然淘汰，活力最强的一个或几个胚胎被挑出。三天后，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，胚胎被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。而在此之前，代孕妈妈需要注射黄体酮。代孕妈妈的子宫粘膜内腺体生长，子宫充血，内膜增厚——这样可以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，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。然而，大量的黄体酮也可能使胎儿脊柱、肛门、四肢等部位发生畸形，这种风险是正常怀孕的8倍。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，还会使约18%的女性胎儿男性化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专家JennitaReefhuis博士曾在《人类生殖》期刊中发表文章称，试管婴儿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。

代孕产生的伦理、法律问题更为复杂

人类从群婚时代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时代，父母子女关系明确，社会确定了亲子身份的认定原则：基于供卵、受孕、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，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，即“谁分娩，谁为母”。

由于代孕不仅和身体有关，而且还关涉人类的自我生产，因此其所触及的都是人类核心的伦理价值。比如代孕改变了女性子宫的使用方式：即子宫不仅可以为自己孕育子女，还可“出租”供他人使用，这就导致建立在前一种使用方式上的有关母亲、母子关系以及子宫对于人的意义等伦理价值被分割、扭曲乃至消亡。代孕技术使不同身体的精子、卵子和子宫可以自由组合，是否会引起人伦关系的紊乱，也颇受质疑。

代孕引发的伦理冲突，全世界皆然

代孕之所以遭遇伦理抵抗，在相当程度上与其技术性质有关。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内的生物科技所分析、处理的对象，是个人的身体和生命。他们企图通过科技手段，发掘身体的各种奥秘和潜能，进而发展操控身体和制造生命的各种技术。这种对身体的技术化操控，为身体提供了新的可能，但它也会瓦解伦理基础。同时，由于代孕神秘化的特点，代孕出生的人并不明确自己的血缘关系。代孕子在法律上是否享有了解其真实身世的知情权?如果有，则其知情权又和父母的隐私权产生冲突;同时，如何收集、管理这些代孕亲子的信息资料，以免日后出现近亲结婚甚至乱伦的行为至关重要，但这又和代孕当事人之间的保密要求形成冲突。

不仅如此，代孕还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紊乱。根据“分娩者母”的原则，代孕母亲为代孕子女生理上的母亲，而委托夫妇又为其在基因学上的父母，究竟规定哪一方为其法律上的父母才算合理？如果代孕子女出生后，代孕母亲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夫妇，或者委托夫妇拒绝接受，或者双方都拒绝，哪一方应当承担抚养义务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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